看死君：顶着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光环，《绿皮书》自3月1日上映以来，目前已突破1亿票房，也一度掀起了不少风波。而无论如何，我们最终还是只能回归到电影本身。
无法回避的是，今年奥斯卡的获奖名单对于笔者来说喜忧参半。遗憾的固然有莫滕森在角逐期间的不当言论，以及贝尔在《副总统》中由于剧本本身问题，双双在影帝奖项上落败，最终让一个“对口型”演员冷手捡了个热煎堆。
维果·莫滕森《绿皮书》
又譬如说打造出多个层次“立体”声效的《罗马》，居然在最佳声效剪辑（SoundEditing）和最佳音响效果（SoundMixing）上输给皇后乐队MV大串烧的原音重现现场。如果说头一个奖项重点在“剪辑”，那颁给《波西米亚狂想曲》，还是让人服气的，毕竟在长达分钟的影片里，成功地将皇后乐队的很多歌都剪进了这部传记片中。
来自《罗马》的微笑，请自行体会
但是，也不乏有让人看了想叫好的奖项。如果你看过《登月第一人》，一定会对高司令从太空舱走到月球表面，画面瞬间打开到IMAX画幅那一刻的震撼记忆深刻，最佳视效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再者就是颁给阿方索·卡隆的最佳导演奖，也是对其在电影手法艺术性层面的褒奖。
另一个让我认同的，便是最佳影片《绿皮书》，虽然不乏有人揶揄其格局小、无批判力度，甚至有人说是赢在政治正确。但在笔者看来，《绿皮书》让人叫好的正是其“政治不正确”。固然《罗马》在艺术手法上的造诣是登峰造极的，但《绿皮书》在电影视听语言上同样做到了精致，甚至有种笨拙的纯粹感。
窃以为在批评奥斯卡的选择时，更应该考量对奥斯卡本身的文化设定的理解。和欧洲三大电影节比起来，奥斯卡无疑在电影艺术上的追求是最弱的，又或者说它更接近于大众口味。纵观历史上的奥斯卡取向，对先锋性、实验性和艺术性的考量都放在次位。
作为一个美国本土的奖项，从创办开始就坚持美国传统核心价值输出的任务。属于本土宏观文化价值的诸如历史题材、人物传记、音乐类型等等，都符合一套非常清晰的价值评价体系。从这一点上来看，《绿皮书》无疑是最具“奥斯卡冠军相”的影片。
从奥斯卡的最佳影片颁发到舆论上闹得不可开交，就价值观的维度上考虑，这都是近年来对所谓“政治正确”的反弹。和两年前《月光男孩》相比，在美国日趋主流的黑人平权、LGBTQ平权、女权主义风潮的大环境中，《绿皮书》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白人视角下的和解也是将其推至舆论风口浪尖的主要原因。
从被主流媒体嘲笑白人不够“白”，黑人不够“黑”，到DonShirley家族形容影片是“谎言交响曲”，再到黑人文化领袖们对其价值意识形态的集体鞭笞。直至拿到最佳影片后，在推特、脸书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白人救世主”的固化观念，仿佛嘲弄“政治不正确”，才是坚持“政治正确”的核心。
从影片形式上来看，如果说《为黛西小姐开车》是黑人与白人和解的早期版本，那么《绿皮书》某种程度上其实引入了当代思考的升级版。当部分非裔美国人在身份地位上摆脱了固化的种族阶层时，他在身份认同以及与社会融合时产生的矛盾与和解，在当代美国社会当中无疑还是会具有一定的讨论价值。
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绿皮书》，以求行为动机带有天然的逻辑合理性，在影片中设定了一对粗俗平凡的白人托尼和优雅上流的黑人雪利博士，以镜像对照的关系放大人物身上的特质，正是这种与社会固化观念相差甚远的落差，无需刻意就能形成的幽默感，造就了核心的戏剧张力。
虽然故事发生在托尼与雪利博士南部巡演的路上，勉强也可以称其为公路片，但是从内核上看，《绿皮书》并不具备经典公路电影如《逍遥骑士》《在路上》等的特质。公路片的旅程意义在于“路”这一特定场合的蔓延，以时间与空间的连贯性，带出情绪或思维上的延续发展。
再来看《绿皮书》，如果真实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巡演的旅途中，而是在某座城市的短期停留，去除“在路上”这个点，剧情还是可以合理进行下去。事实上，从剧本建构的手法上看来，《绿皮书》更像轻快版的《逃出绝命镇》。
在一个大情节、小格局的框架下，导演将因果关系、线性时间、外在冲突、闭合式结局都交代得非常清楚。影片保持了基本的起承转合的完整性，从事件起因到关系递进的铺垫，而从“肯德基事件”后，两人正式在路上遇到“歧视危机”的转折，到第一个缓冲点再遇到另一次转折，导演通过反复的剧情起伏，将情绪与矛盾推到高峰，最后解决。
影片遵循的是影视作品中最基本的创作模式。而除此之外，也得益于彼得·法雷利导演长期的轻喜剧和电视剧创作经历，在捕捉和预测观众心理时，导演非常清楚什么时候给糖、什么时候让人心酸，更清楚什么时候该挠痒痒。
除此之外，影片中的人物塑造直到最后一个场景，才充分完成雪利博士的人物弧光。从角色的完整性看来，影片在对话细节中交代出雪利博士出身上流社会，年幼时就留学苏联，正是这种与种族冲突割离的社会环境，让他在回到美国社会后陷入身份认同困惑。
身处社会高层，结交达官贵人，在当时依旧盛行白人精英主义的美国，让雪利博士自然而然地与大部分黑人群体保持距离，并且高度严格的自律，都是为了输出一个信息“我不是你们印象中粗鄙的黑人”。
而在托尼身上，同样体现着戏剧化之后的真实感。开场时的夜总会工作，对有钱人奢靡的暗中鄙视，对黑人们发自内心的厌恶，在影片一开始就交代得非常清楚。但在工作骤停，生活压力猛增之下，即便雪利博士的上流生活如何豪华，即便其黑人特征如何明显，托尼咬着牙闭上眼还是接了工作，意识形态再大也大不过生活的窘迫。
影片从一开始托尼对黑人的厌恶，到生活所迫不得不接下护送雪利博士巡演的工作，通过两人旅途中的经历，最后达成的和解。与其说托尼是雪利博士的保护者，不如说在雪利博士完成个人蜕变的过程中，也将托尼的视野和价值观拓宽到新的维度。
二人相辅相成的意义远远大于所谓的“白人保护黑人”的意味。并非单纯表面所见的黑人与白人的和解。在回波士顿的路途中，雪利博士与托尼互换了位置，并在圣诞夜出现在托尼家中。影片在这里不仅实现了种族上的和解，也是雪利博士与个人命运的和解。
除却目前舆论对《绿皮书》的艺术性、批判性以及价值观的质疑之外，最大的反对声音是来自于唐·雪利博士现实中的家族，质疑的重点无非在于其真实性的考究上，雪利博士是否否认其黑人特质？雪利博士与家人疏离吗？《绿皮书》中的白人视角是否合适？等等。
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是是非非，两位主要原型人物业已于年双双离世，《绿皮书》的剧本主要是以托尼的真实信件和口述为事实根据创作的，编剧之一即是托尼·利普的儿子尼克·瓦莱隆加。关于雪利博士部分的创作，也是根据其留下的录音带口述实录为创作依据。退一步讲，《绿皮书》作为电影艺术的创作，是否需要绝对真实地还原历史，这一点也是可待商榷。
有鉴于目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价值争论，我们不妨从双方的角度来看看《绿皮书》的争议与辩解。下文摘录编译《绿皮书》真实对比，以及导演彼得·法雷利对于种族问题、影片创作的回应，从不同的观点思考。
《绿皮书》的真实度有多高？
编译自“Fact-check:HowtrueisGreenBook?”一文
从现存的文件来看，影片中罗列的事件，其真实地点和日期与历史是有出入的。电影中核心公路旅行其实长达一年零三个月，而范围也比片中广泛得多。可以说影片是一场浓缩版的旅程，但是从基本的事实和两位主要人物的想法来看，影片还是相对正确的。
基于托尼和雪利都死于年，这部电影的大部分叙事都是根据托尼儿子尼克录制的托尼轶事集改编。其他场景也是基于雪利的采访录音带和其他口述资料。
1、不一样的雪利
约瑟夫·阿斯特曾制作了一部叫《迷失的波西米亚》的纪录片，讲述雪利和其他住在卡耐基音乐厅的艺术家。“家人肯定会告诉你同一个人的不同面，这和大部分人印象中的隐士雪利是不一样的。”阿斯特说，“我在《绿皮书》中看到的雪利博士，与我在s于卡内基音乐工作室所认识的雪利也不太一样，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准确。对家人、同事和朋友，我们常常都是会区分开来的，这很正常。”
2、唐·雪利和托尼是亲密的朋友？
事实上，这段历时持久的友谊已经很难证明了，雪利家人声称的与托尼不熟，很有可能只是双方没有交集。雪利博士录音中的好朋友，也有可能只是对若干年前美好旅途的怀念。“我还是比较信任他的。”雪利在《迷失的波西米亚》一书中告诉阿斯特。“事实上，托尼不仅仅是我的司机，我们之间也没有明晰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我的生命还掌握在这个人的手中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友好相处。我教他英文写作。”
雪利在影片旅途的开始教托尼恰当的英文写作措辞。雪利还教托尼怎么写才能讨老婆欢心。目前这六封信件还完好地保存在瓦利隆加家族。
但雪利家族的回应中似乎不承认二人的朋友关系，声称托尼是被炒鱿鱼的。托尼家人的说法即是，当时雪利要去欧洲长期巡演，托尼不愿意离家太远，所以就解除了雇佣关系，但二人一直保持联系，是可以说得上话的朋友。
3、“绿皮书”仅仅是一本黑人避祸手册？
在电影中的设置，绿皮书是帮助黑人旅行者避开种族冲突的实用手册，以防主人公误入歧途。但在现实中，黑人驾驶旅行者绿皮书所提供的远不止这些。真实的绿皮书是正儿八经的旅行手册，是至年间出版的，迎合黑人旅行者口味的最受欢迎的旅游书籍。它的创始人维克多·格林是一个住在哈莱姆的非裔美国邮递员。第一本绿皮书主要涵盖了纽约大都市区，后来渐渐扩大至全部州，以及墨西哥和百慕大。
但事实上绿皮书的内容要比电影显示的高端得多。基本上涵盖读者所需的一切，这不仅仅是住宿和餐饮的旅游指南。还有美容、购物、疗养院、药店、服装店、酒类商店、夜总会、加油站等参考。大多数黑人都知道绿皮书，到年，绿皮书的发行量达到了万册。
4.雪利与家人疏离？
雪利出生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富裕家庭，在亲密的家庭关系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主教牧师，拥有自己的教堂。母亲是一名教师，在雪利音乐启蒙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在他九岁时就去世了。现实中他还有三个兄弟。显然与电影中的描述不符，无端被形容为家庭不睦，也难怪雪利家族会生气。
从电影中的描述来看，雪利和他唯一的弟弟很久都没有联系。但实际上，他有三个兄弟，并且在旅行中也始终保持着一个月一次的通信。关于这一点，影片导演彼得·法雷利也承认团队失误了，他的印象是，当时幸存的家庭成员不多，所以也没有仔细去找。
5.美国南部日落
电影《绿皮书》中，托尼和雪利开车穿过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日落小镇（SundownTown，意为日落后禁止黑人出行）。根据《日落小镇》一书的作者詹姆斯·W·勒文的说法，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日落城镇一直困扰着美国破除种族隔离的发展。
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美国城镇在实施黑人宵禁。有的有标志，有的没有，有的甚至有相关法律驱逐黑人居民和游客，其他少数群体有时也成为目标。但这主要是一个美国西北部的现象。在密西西比州找到了三个日落城镇，在伊利诺伊州碰到个，在印第安纳州碰到多个。
6.真的是罗伯特·肯尼迪把他俩救出牢狱的吗？
电影中，二人因为触犯日落小镇的规定，被关了起来，其后雪利给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打了电话，警官马上放人。事实上，雪利的确打了电话，但关的不是他。
根据雪利自己的说法，托尼没有打警官，雪利也没有被捕，他们开车穿过西弗吉尼亚的时候，因为白人警官看不惯“白人给黑人当司机”，所以硬说他们超速。雪利当时不够现金保释托尼，以打电话让朋友汇钱为由，找到肯尼迪的助理通知他。肯尼迪一通电话打到佛罗里达，警官们马上度改变态度，立刻放人，但还是扣了超速罚金。
彼得·法雷里导演的采访
编译自NBC,SlashFilmsVulture
Q：你们大约是年前后就开始创作《绿皮书》，当时是不是就是看中了选举大环境下种族主义的抬头？
A：是，我知道的。刚开始制作的时候，我一听到这个故事，就马上意识会在以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事实上，我三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其实现在的种族关系并没有加剧，因为从三年前开始，警察必须在身上安装摄像头。有些事情现在媒体好像都不愿意去承认，但我觉得这些变化都会投射到我们生活中。这改变了现在关于这方面的状况，在过去两年里，我觉得各个方面的人都抓住了这点。
Q：你是如何考虑在如此严肃的展现种族问题影片中体现幽默感的？
A:我们从来没想过要拿种族问题开玩笑，绝对没有！但是影片中的幽默感是天然形成的。这就是一对非常奇怪的组合，两个从地位、学识、品味、价值都相去甚远的人，在两个月的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这种全方位的落差，就是幽默的来源，绝对不是笑话。所以老实说，我们写剧本的时候，一点都没觉得好笑。
可能很多观众看到“吃肯德基”的场面挺有趣的，但直到今天这两位演员演活了角色之后，我才意识到，这里面原来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我会认为这是一种由衷一笑的幽默感，而不是刻意搞笑。
Q：你说过你特别喜欢在提前放映测试时，观察观众的反应。这次《绿皮书》的测映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验？A：一开始很担心，非常紧张，从电影开始的时候，托尼把那两个黑人用过的杯子扔到垃圾桶里开始。当时我们选的观众一半黑人，一半白人，我以为黑人会站起来说，“操你妈，老子走了，老子才不看这个。”但事实是，他们都没有！直到影片结束都没人离开。
影片放完后，我问他们“嘿，看到那个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反应。他们说，“我很高兴你说了实话，其他人从来不会说出来。”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回应，放映的时候，现场那么多的笑声，大家都是能明白影片是为了消除种族隔阂而表现的种族隔阂。
Q：我很想听听当你接触这些材料的时候，是怎么把它们整合成一个作品的。而且跟你以往的履历比起来，这部作品绝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会接触这么严肃的题材？
A：这些年来，人们一直问我，“你觉得你真的会拍片子吗？”我总是在想，时机到的时候就能拍出来了。我其实没有刻意去计划拍什么，还是机缘巧合，有一天我碰到布莱恩·海斯·柯里（影片编剧之一）。我一听他描述的那个剧本大纲就来劲，然后想了大概一两个月，给他打电话，就这样加入团队了，然后就认识了尼克·瓦莱隆加，托尼原型的儿子。一起写了这个剧本，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Q：事实上，一旦触及种族问题，很多细节会特别敏感，在创作的过程中，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些可能在白人固化意识中的误区？
A：其实不单止种族问题，打磨剧情合理性这个问题上都得花很多功夫。我们的团队，包括演员们都全部参与到剧本的讨论和创作中。譬如说有一场戏是托尼和雪利在酒店沙发上喝酒，雪利谈了他学习音乐的经历以及唱片公司对他的限制。托尼马上为他打抱不平，按照剧本写的是，雪利回应道“好吧，谢谢你，托尼”。
但是阿里读了之后说“不，皮特，这太扯了。哪个音乐家会因为一个小学文凭的保镖喜欢他的音乐，然后就说好的没关系，雪利内心肯定有别的想法，但是要表现出对托尼的关心的感激”。最后影片中变成“好的，谢谢你，托尼，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弹肖邦，我也不会”。
至于大家议论的白人救世主的事情，我们都非常清楚这点，因为托尼·利普是被雇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不就是保镖该干的事儿吗。正如我们看到的，托尼把他从一些世俗纷争中解救出来，但雪利同时也让托尼的灵魂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我们不想要黑人救世主，也不想要白人救世主。这两个人找到了共同点，走到一起相辅相成。
Q：能不能谈谈奥克塔维亚（影片黑人女性制片）的参与？
A：她是我们的执行制片，邀请她的加入是因为当时组里没有黑人女性。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视角。而且她也很乐意加入进组，在制作过程中给了我们很多有用的建议。阿里会比较直接告诉我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那奥克塔维亚可能更像一个测试员，我们会把很多场景和内容让她来审核，有没有触犯什么禁区之类的。譬如“吃肯德基”那一场戏，我开始时有点担心会被认为种族主义倾向，奥克塔维亚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再譬如说，我们的片名“绿皮书”，我当时不太确定是不是用这个，因为我们指代的不是真正的那本书，而是一个符号化的象征。当时有别的人提出异议，然后奥克塔维亚就说，就叫这个吧，因为我们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绿皮书’这个事实，现在很多黑人都已经不知道这个东西，把它再提出来是很重要的。
Q：这部电影从多伦多电影节开始就备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