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巨著，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了几代青年人。谈起《平凡的世界》，许多人都依稀记得自己当年捧着这部作品阅读时的情形和感受。但是，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当年认识并熟悉这部不朽的经典，是通过广播、通过一个让他们至今难忘的声音。
于是，为寻访大家记忆中的那个声音，我们走近了本期的被采访者，他，就是著名演播艺术家李野墨。
母亲一句“哪个也不如我儿子”成了开路石
“我能从事如今的工作，很大程度上讲，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李野墨老师的母亲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父亲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因此，对艺术工作，他从小就不陌生。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同龄人都在玩游戏的时候，我有很多时间都在看书。当然，小时候也很喜欢玩儿，玩儿起来时也挺疯的。
“在少年时期，我的声音是有点像张雨生那样的类型。是那种极高极亮的声音。但是到了变声期以后，忽然就变成了男中音。当时自己觉得挺奇怪的，也挺高兴。那时候，我就很喜欢唱歌，喜欢朗诵，是学校宣传队的主力。
“高中毕业时，一方面是因为我很喜欢文艺，一方面是因为那时我哥哥在东北黑龙江农场，为了让哥哥能够调回北京，父母就很希望我能够考到部队的文工团去，这样哥哥就可以调回来照顾父母。就这样，我考进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年7月7日，我离开北京，去了广州。”在话剧团，他在表演方面受到了比较系统的训练。“那时候，我们的台词老师叫魏世真。魏老师在国内的台词教育界可以说是泰斗级的人物，除了吐字归音的规范化和发声技巧之外，在语言表达方面他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指点和教诲。”从魏老师那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这让他如今想来，都觉得非常幸运。
“在话剧团当了三年文艺兵后，我渐渐不想当演员，而想当导演了。那时候总觉得演员和导演之间有点儿像西瓜和买主的关系，总是买主来挑西瓜，觉得自己很被动。当时已经到了年，听说北京的艺术院校导演专业招生，我心里蠢蠢欲动，于是就从广东复员回到了北京。回来后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导演专业。”
在广州的时候，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在听到他的声音后，就说他的声音条件非常好，想请他来录音。“但那时候由于年轻、羞涩也没有经验，我非常不自信，因此就没有进行这样的尝试。回到北京后，正好赶上当时国内译制第一部由演员来配音的电视剧《玩偶之家》。当时请了很多演员来试女主角娜拉的声音，其中也请到了我母亲。我母亲试音后，他们把我母亲的录音和已经录过的男演员的声音一起放出来，听听那些声音是否搭配。母亲嘛，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好，我母亲一边听就一边随口说了一句：‘你们试了这么多人，哪个男声都没我儿子的声音好听。’一听这话，导演笪远怀很兴奋，‘那就让你的儿子来试试音吧！’尽管我母亲最终没有被选定为女主角，但是导演对我的声音很满意，决定让我来为男主角配音。
那是我第一次为电视翻译片配音。当时是年，那时我只有22岁，但我配的角色海尔茂是由五十多岁的老人饰演的，又是个外国人。当时我的理解和表现力也有局限。为女主角娜拉配音的陈阿喜是一位很成熟的女演员。那部片子开始录制以后，怎么听我都显得很嫩，两个人的感觉到不了一块儿，磨合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行，最后我主动向导演提出把我换掉。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儿挺不好意思提起，可现在觉得真的没什么，一次不成功的经验也是经验嘛！”
尽管这次的录音没有成功，但是笪远怀导演记住了他，在译制第二部、第三部国外电视剧《大卫科波菲尔》、《卡斯特桥市长》时，都请他为其中的主要角色配音。从那以后，他录制了许多广播剧和翻译片。因此，在上大学前，他就在演播、配音方面有了许多实践。
“我录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新星》，后来又录了一部作品，名叫《猎神》。我录制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就是《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近十年间的广阔背景下，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
“《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的面世非常具有戏剧性。在今天我们看来，它是一部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和赞誉的书，但在当时可不是这样。”《平凡的世界》最初的出版之路，是异常曲折艰难的。
尽管当时的路遥已接连两届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的小说《人生》及其改编的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之后，因为当时特殊的文化形势，作品第二部的发表和出版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因为过去禁锢的时间太久了，所以禁锢一旦打破，在文学方面立刻出现了求新、求异、求变化的局面，大家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和试验。一些‘为新而新’或者‘与以往不同的就是好的’之类的想法颇为流行。而《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在题材、体裁、观念、写作手法、叙事方式以及语言上都很传统。”因此，这样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学潮流下，便显得有些“陈旧”、“过时”，有些“不合时宜”了。那时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骛的一般刊物和出版社都很难对这样的一部作品产生兴趣，许多杂志和出版社看了稿子以后都拒绝发表。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年发表于广州的《花城》杂志并于同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之后，在作品研讨会上，评论家们对《平凡的世界》几乎进行了全盘的否定，几乎没有人说好话。有些人甚至说：“真难想象《平凡的世界》是出自《人生》的作者之手！”百万字的巨著，计划三大部，刚刚完成一部，就受到了这样的当头棒喝，路遥心里很痛苦，也很纠结。
“当时路遥的心中非常苦闷。在一次去鲁迅文学院的公共汽车上，他遇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叶咏梅老师。在公共汽车上，路遥和叶老师谈起了自己的这部作品和境遇。叶咏梅老师很感兴趣，说能不能把这部作品给我看看。于是，叶老师就找到了第一部的书，也拿到了路遥第二部的稿子。叶老师曾经在陕西插过队，对那片黄土高原和那里的那些纯朴善良的人们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在看了这部作品后，书中的内容让她觉得非常熟悉、非常亲切，觉得路遥写的几乎就是他们这一茬年轻人的命运。随即，她坚决地向台里推荐了这部书。由于叶老师在《长篇连播》节目中的资深经历以及不凡业绩，她的推荐顺利地获得了台领导的批准，这才使得这部作品能够在《长篇连播》节目中播出。
“在长篇小说演播方面，叶咏梅老师是把我领进门的人。叶老师在文学方面的眼光，确实很独到。我们合作录制的小说，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有好多部，比如《平凡的世界》，比如《*原》、《历史的天空》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在获奖前就已经由我们通过广播介绍给广大听众了。
“当时叶咏梅老师给了我《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读过之后，我非常地喜欢，心情非常地激动。所以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就给叶咏梅老师写了一封信，给她讲了我读这部书的感受，也表示了我非常想录这本书的心情。当时演播这本书的候选人不止一个，最终叶咏梅老师决定，由我来演播。
“在当时，广播真的是一个有力量的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很强。那时候电视不如广播，当时的电视节目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只有一两个台，还只是每天晚上播那么一阵儿。”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节目中开始长达近半年的播出，随后，浙江、新疆、内蒙古等十几个省市的电台陆续重播。这部作品播出后，创造了极高的收听率，直接听众超过3亿人，一下子征服了广大听众，在听众的心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反响。电台、出版社和作者共收到听众和读者来信近万封，居上个世纪80年代同类节目之最。在当时的来信中，有一位甘肃的高中生说，他家住在农村，离学校8里地，《平凡的世界》开播之后，便深深吸引了他。为能完整听完这部书，他每天一放学就往家里跑，冲进家门，打开收音机，然后才平静下来，一边听一边吃饭。4个月下来，他的长跑成绩竟在校运会上拿了名次。河北廊坊武警学院一名学员说：他们系一共人，住在一栋四层楼里，大约有部收音机，收音机在中午十二点半同时打开，收听《平凡的世界》……
小说在广播中的播出，使得路遥的作品在没有得到文学界、批评界的好评的情况下，得以直接面对读者――也就是听众。“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路遥在他当年的随笔中这样写道。直到这时，许多评论家们才重新反思自己的判断。
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当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可以说，是数以亿计的听众和读者把路遥推上了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
因此，许多人都说，《平凡的世界》在广播中的播出，对这部作品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在这之中，李野墨的演播功不可没。然而，李野墨老师却不希望大家这样说，“那是因为人家的小说写得好，我不能抢人家的功。这部书播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当时我也是心中窃喜。但对于我个人，只能说是在让大家得以认识这样一部好书的过程中，略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为此我觉得非常荣幸！”
狠抽在路遥脊背上的一鞭
在数以亿计的听众中，还有一位特殊的听众，那就是小说的作者路遥。《平凡的世界》，是英年早逝的他用生命写成的书。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栏目决定录制这部书时，和路遥谈好录这个小说的三部。但是谈定的时候，他的第三部还没有写完。”李野墨老师回忆道。
路遥在他当年的随笔中，也提到了这段经历，提到了李野墨――
春天已经渐渐地来临了，树上又一次缀满了绿色的叶片。墙角那边，开了几朵不知名的小花。
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开始连播《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播出――因为全书还没有最后完成，他们只是看了第三部的初稿，就决定开始播出全书。
这种非同寻常的信任，使我不能有任何一点懈怠。每天中午，当我从桌面的那架破收音机上听到中央台李野墨用厚重自然的语调播送我的作品时，在激动中会猛然感到脊背上被狠狠抽了一鞭。我会赶紧鼓足力气投入工作。我意识到，千百万听众并不知道这部书的第三部分还在我的手中没有最后完成，如果稍有差错，不能接上茬面被迫中断播出，这将是整个国家的笑话……
“在录制《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录第一部时，我手中拿的是已经出版的书。录制第二部时，我拿的是印厂的清样。录制第三部时，拿的是路遥的手稿。
“我和路遥只有一两面之交。当时是在叶咏梅老师家，特别小的一个小房间里，我和叶老师、路遥还有他的弟弟，围着一个小地桌儿，吃了一顿饭。当时路遥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吃得特别少。”写出如此伟大作品的路遥是那样的平凡，朴实得像个上访的农民，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和路遥的交往短暂而愉快，路遥在给叶咏梅老师的信中谈到李野墨时也很有认同感，他说：“他的质朴和才华，以及很有深度的艺术修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视野很开阔的人，这在北京很不容易。恕我直言，许多北京人以为天安门广场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地方，最大的地方其实是人的心灵。”
关于对作品的理解，关于作品的演播，路遥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和建议。在这一点上，他和李野墨在演播方面的理念形成了一种默契。“假如作者和我们演播者去沟通、交流、探讨对作品的理解，他能对你说的，都是一些概念。他也许能用一些词汇、语句甚至写出一篇文章来帮助你理解他的作品，但是如果这些词汇、语句、文章能够完全充分地表达出他想表达的一切，他还写那本书做什么呢？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需要通过整个作品的全部来展现的。作为演播者，我要怎样对这部作品进行表现，也不是通过几个词、几句话、几篇文章就能表达的，我必须通过我对整部作品演绎的全过程来表达。好的艺术作品传达给大家的是感觉，而不是概念。对于从事艺术的人来说，感觉比概念重要得多。”
那个少年正是我心中的孙少平
录制《平凡的世界》时，李野墨老师还不到三十岁，虽说书已经颇读过一些，路也走得不算太少了，但毕竟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在他各个年龄段的照片当中，有一张恰是拍摄于《平凡的世界》录制前后的：当年的他，是一个留着长发，艺术气息十足的俊逸青年。
李野墨老师尽管祖籍是东北，但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让我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问题：当初读到《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时，是什么让他产生了那样强烈的情感共鸣呢？“虽然我是在北京生北京长，但是对农村的生活，并不感到陌生，心里也没有排斥。我们从小就学农，我的本职工作是电视剧导演，在演播《平凡的世界》之前，我刚刚为拍一部关于陕北农村的电视剧寻找外景回来。那个时候年轻气盛，觉得如果坐着汽车走马观花，哪能找到什么好景啊。于是决定在黄土高原上步行，寻找外景。我们走到了一处因为修建铁路而迁走的村庄，那里四处是残垣断壁，感觉挺吓人的。
尽管有个小河沟，但那河里的水纯粹就是泥汤子，舀起来，等上半天，泥沙也不沉淀，根本就不能喝。当时的天气特别热，我和摄像师两个人走得非常渴。突然，在这个小村边缘，看到有一户人家，冒起一点炊烟。我们朝那里走去，果然有人，是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一听说我们要喝水，老人马上用家里的大海碗，为我们一人舀了一碗。我们一尝，不是水，是熬好的绿豆汤，还加了点糖，盛绿豆汤的小坛子是埋在半地下的，喝到嘴里很清凉。哎呀，太好喝了！我当时咕咚咕咚一大碗就下去了，当时真的没多想，就说了一句，再来一碗！老太太什么也没有说，就把我手中的碗接过去了，这一舀，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听到那碗和坛子壁剐蹭发出的声音。我这才意识到，这位老人居住的地方一定离她能得到水的地方很远，坛子里的那一点绿豆汤，对于维系她和小姑娘的生活，是多珍贵啊……”
读到《平凡的世界》这部书，他就想起了陕北人的这份朴实，同时他的脑海中也浮现出一个形象：那，就是他心中的孙少平。
也是在那次采风的时候，他们走进一个小村，当地的人一听说他们是从北京来的，立即把他们让到村里最干净的一户人家去住。陕北人的热情，给他的感觉像水一样，淡淡的，暖暖的。“在天将黑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这家的小儿子，他刚刚牵着骡子贩东西回来。晚上，我和摄像师还有他，三个人睡在一张大炕上。我和他聊得很投机。在他家的墙上，贴着一墙的奖状，都是他的，从小学到中学，每一个年级都有奖状。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他不得不辍学了。他说他想上学，想了解外面的世界。第二天我们走的时候，他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外的车站。我们走的时候，是绕着盘山路。我无意中发现，每一次绕到山的一面时，都能看到他家的小院。每一次看到他家的小院时，我都能看见在他家窑洞的顶上，这个小伙子伫立在那儿，看着我们的这辆汽车。一圈一圈的绕过来，每一次都能看见他，直到我们绕到了另一个座山，再也看不到他……”
那个少年的形象一直印在他的心里，所以，当读到《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他便立即忆起了那山，那水，那人，那情……
“所以说，并不是因为演播的过程让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情，而是因为我心中有这样一份感情，我才特别想去演播这样一部作品。”
话筒前的表演最过瘾
至今，李野墨老师已播讲过长篇小说百余部，他为各种故事片、纪录片、专题片录制的旁白，为各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录制的各种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广播剧以及各种艺术作品有声读物数以干计。年，他荣获全国人民广播电台评选的“受听众喜爱的演播艺术家”称号。
当我问李老师，从事演播事业有没有不为人知的艰辛时，他的回答是，“真的没有”。与之相反。他觉得从事这份事业，给他带来更多的是快乐。
“不管心情有多不好，一旦走到演播室，坐到话筒前开口演播，我的心情就会完全融入书里，直到编辑或录音师喊一声‘停’。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只有快乐，没有压力。其实不光是演播这件事，我好像做任何事都没有过什么压力感。因为我从来没有那种非得做成什么事情的心态。只要是我喜欢做的事，我就尽力去做。不喜欢做的事，就干脆不做。我喜欢过一种淡淡的日子，让我觉得有压力的事，我也不去。干吗非得给自己找不自在呀！时至今日，我还是把演播当成我的业余爱好。我是个业余的，是个玩票的，不是以此为职业的。我的本职工作是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导演。虽然现在演播在我的生活中占重头，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更多，但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导演工作多一些。”
话剧演员、电视剧导演、演播艺术家，当我问李老师“这几个工作中您更喜欢哪一个”时，李老师说：“这些都喜欢，但最喜欢的还是播书。演员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导演、受制于对手、受制于环境，如果是镜头前的表演，还要受制于灯光、摄影等等。做导演工作，更多的要借助于很多他人的工作，大家一起配合完成作品。对作品，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当一个组织者，有他的乐趣，也有他的苦衷。而在作文学作品的演播时，你时而是一个客观或不客观的叙述者，时而是作品中的人物，各种分寸都由你一个人来掌握，你完全不用去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对手够不够好，给你的刺激够不够等等――这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影视演员一般都觉得演电影电视剧没有演话剧过瘾，因为影视作品都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拍，不像舞台表演那样一气呵成。而在我看来，演话剧又没有播书过瘾。”
在演播中不断发现自我
以演播工作为乐的李老师，与我聊起了许多他在作品录制过程中的有趣经历：“在录《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之前，我把小说反复看了好几遍。但当时我的演播经验并不丰富，录得很慢。那时的录音设备也没有现在这样操作方便，现在都是使用电脑，可以对声音的波形进行非线性剪接。那时候的录音设备个头大，像个洗衣机似的，一旦读错了，就要把带子捌回来，回听自己刚才录过的部分，在播到想要改正的前半个字时摁下按键，然后接录下面的部分。录音师一般都是把设备帮我们调试好就走了，剩下的过程都是我们演播者自己操作，编辑在外面监听。当时我对机器还玩儿得挺溜的，最初我只能从一个段落开始接，慢慢的可以从某一句开始接，到最后练到可以从句中的某个字开始接，接录之后一点儿都听不出衔接的痕迹。那时候年轻，觉得还挺好玩儿的。
“在录制《静静的顿河》的时候，我确实有些困惑。那是一部很恢宏的史诗般的作品，在录制这个作品之前，我刚刚录制了咱们国内的一个作品叫《笨花》，也是一部很厚重的、具有史诗感的作品。当时我就思虑，我怎么办？我怎么能有所突破？怎样才能录得和上一部作品不一样？尽管我对《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以及它改编成的电影都很喜欢，但是等到真的进了录音棚，坐下来打开书，我就迷茫了。我跟叶咏梅老师说，‘叶老师，我，真的张不开嘴，一点儿也没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没想到叶老师非常胸有成竹地说：‘没关系！你先来听听我给你做的片头！’我一听，片头一上来就是一段气势恢宏的哥萨克男声无伴奏大合唱，再加上雅坤老师非常大气的旁白，这让我一下子就有了感觉。我就和叶咏梅老师说，以后我每录一讲的开始，您都得先给我听一遍这个片头，然后我直接接着录下去。就这样，一共一百四十多讲的作品，每播一讲时，我都会听一遍片头，让它带着我进入状态，足足听了一百四十多次。”
不同时期的作品，记录着李野墨老师不同时期的艺术成就，记录着他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有一年一个广播台做一个国庆的特别节目，选播我的几部作品片段，有些作品的声音资料一时找不到。编导说，这些东西的文字稿还在，内容不算很多，干脆你再把它们重录一下吧！我很委婉也很坚决地回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不同时期录制的作品，录制时的感悟、感受和状态都不同，现在听起来会有很大的差别，也能感受到不同的趣味。如果一下子把所有的作品都录出来，听众根本不会感受到你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后来，当节目编导终于把资料找到后一听，不禁感叹：真的不一样！
作为语言表演艺术的爱好者，我也借此机会向李老师请教，请他指点年轻人在学习实践过程中要避免哪些误区，得到了李老师的“真传”。“演播和画画不太一样，学画画的人一般都要经历一个临摹他人作品的过程。但是在播音、演播方面最好不要去模仿。你可以有自己欣赏的名家，但是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去学习人家内在的东西，而不要进行外在的模仿。你模仿得再像，不过是个副本。演播，最大的乐趣就是表现你自己，那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可当你模仿的时候，你要表达的是谁？是什么？那样就谈不上什么个人的风格和成就了，演播过程中最大的乐趣也就失去了，甚至演播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以书为友多彩人生
这次采访，并不是我第一次拜访李老师。大约在半年前，我曾陪几位从事配音工作的朋友去他家排练广播剧。本以为作为该剧编剧和配音导演的他会是一位很严厉的老师，但事实却和我想象的不同，他耐心地帮大家解读分析剧中场景、人物性格及心理。即使在年轻人理解有误时，他也是用幽默的语言和夸张的表演让大家在笑声中意识到自己对情境和角色把握的不准确。融入这欢笑中的，还有他家中三只可爱的小猫咪，看它们个个健康漂亮，有的狡猾矜持，有的温文尔雅，有的娇憨慵懒，让人很难想象，它们其中的两只都曾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排练间隙，大家和我聊起李野墨老师对他们的指导和帮助，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眼中，李老师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可敬长者。
走进李老师的家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藏书，十几个巨大的书架占满了客厅、餐厅、卧室中大部分墙壁，简直是一个家庭图书馆。书架上，除了各种书籍，还摆放着他收集的各种各样的烟斗、小茶壶，尽显生活情趣。书籍，是他在演播艺术生涯中一路同行的挚友。“在录制作品的时候，我是一个演播者，同时也是一个读者。现在想来，我和《长篇连播》节目的渊源还是很深的，记得小时候我听到广播里《长篇连播》节目中播讲一部小说，当时听得特别入迷，广播中每天一集的速度，让我觉得太慢，于是便借了这本书来读。可以说是这个节目推动了我读书的兴趣。”
“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在‘文革’那段把所有世界的、中国的经典文学名著都视为‘黄书’的时期，不论我看什么书，他们都不干涉、不限制我。现如今再录一些名著的时候，这些书一般我年轻时都读过，虽然有些细节记得不那么清楚了，但是对这本书的感觉还在。”
当我问起李老师除了演播艺术和读书之外的爱好时，他立刻说出三个字“喜欢吃！”那神情中，有几分孩童般的天真。李老师确实不是在开玩笑，他热爱美食，喜欢吃也喜欢动手做，“不敢说厨艺好，但是勇于实践。”他还写了许多和美食有关的随笔，并将这些文章录制成《老墨贪吃》节目通过《有声有响》
“知天命之年”再录《平凡的世界》
年，在路遥先生诞辰60周年之际，51岁的李野墨老师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栏目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之邀，再次录制小说《平凡的世界》。在此前后，他还为纪录片《路遥》录制了旁白。时隔二十多年，已到知天命之年再录《平凡的世界》时，他依旧激情满怀。
“录制的时候，依然还是很感动，依然还是很投入，但那种感觉、那种状态真的和20年前不一样。我不想重复过去，希望有一些新的突破。所以，在准备第二次录音的时候，我想先仔细阅读，以理性的态度来分析这本书，可是却发现不行。可能是因为对这部作品比较有感情吧，这部书的情节也是非常吸引人，所以看着看着我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读者。”正如他当年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所记录的――“我常常是翻着翻着就又读进去了，而且总是要读到心里发热、鼻子发酸、泪水模糊了双眼之后才掩卷长叹。感动之余，我心里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这部书对我、对所有的读者有着如此巨大的感染力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在那篇文章中，他也谈到了自己对“平凡”二字的感悟：“请不要小看了这个平凡，它其实是一种境界，而且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很多人就算是认识到了这平凡的可贵，想要脚踏实地地做一点事，想要实实在在地做回一个平凡的人，想要进入那个平凡的世界，也往往是费尽心力，无功而返。原因很简单：他们在做出这种努力的同时就已经把自己划在了那群平凡的人、那个平凡的世界之外了……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以我50年的经历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本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如今怀着这样一颗平凡心，我觉得我才真正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跟那个世界里的那群平凡的人有了一点相通之感。”
在采访李老师之前，我在心里就早已定下了这次采访的题目，《李野墨平凡世界中的演播者》。我相信，我不需要向李老师进行任何解释，我相信他一定会喜欢这个题目。而当我看到李老师当年的文章时，我更惊喜地发现，他对“平凡的世界”的理解，恰与我题目中的“平凡世界”相契合，他的理解和解读，远比我的表达更加深刻、准确、到位――
“路遥先生走了很久了，但是他却没有走远，他就在平凡的世界中！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平凡的世界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他所创作的那部伟大的作品，他活在每一个被这部作品感动的读者心中。另一层是指路遥先生以及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所共同属于的那个平凡的世界――或者说是指今天这个花花世界中最平凡的，而且永远平凡的那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