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相宜（书评人）
在《处心积虑》的世界里，“无论主题多么阴暗，小说绝不能沉闷”是我追寻到的意义。小说结尾处赫赫有名的三一出版公司决定出版《沃伦德·蔡斯》时声称尽管书中主角的邪恶留下了过于浓重的阴影，但是书的“主题是普世的”。如果不确定与无意义是普世而确定的，不如就索性高高兴兴地躲进文学的世界，踏上与作者一同编织文本意义的生成之路。
▲《处心积虑》缪丽尔·斯帕克著彭贵菊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年2月
生活充满了矛盾和谜题。善恶、对错、真假、喜悲、男女……处于二元对立中间地带的问题的答案始终被悬置着，答案往何处寻？它可能闪耀在学术界火花四溅的思想交锋上，也可能浮现在那些晦涩的哲思文本的字里行间，或许它飘散在街头巷尾的家长里短中，也可能居住在那些在似梦半醒的夜里忽然拜访的胡思乱想里，更普遍的情况是，答案彻底湮没在了日复一日的庸常工作和应接不暇的坏消息里。
世界历史的近百年间，从大战到疫情，从公共领域到个人生活，被全球性悲剧事件接连冲击的世界充满了荒诞和不确定，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经历了一番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与重构，西方哲学途经语言学转向，被遮蔽已久的女性书写浮出地表，给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了新的视角。
苏格兰作家缪丽尔·斯帕克的小说《处心积虑》最早出版于年，故事背景设定在战后年的英国伦敦。主角弗蕾尔·塔尔博特小姐居住在伦敦肯辛顿区的一间小房子里，正全心沉浸在自己第一本小说《沃伦德·蔡斯》的创作之中。为了谋生，她加入了昆丁爵士牵头主办的自传协会，为协会的贵客们润色自传。在物质生活上她马马虎虎地凑合着，精神生活上弗蕾尔不止一次地感叹：“作为一位艺术家、一名女性，生活在二十世纪，感觉真好！”女性艺术家是弗蕾尔对自我的社会定位和身份认同，自我实质是一个叙述构建的过程。如果为弗蕾尔撰写自传，女性艺术家的身份与行动便是一切故事的出发点，那么就让我们从这里进入小说吧。
弗蕾尔的生活态度可谓是现代独立女性的精神先锋。虽然处于“贫穷的青春”，但租住了一间自己满意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书籍和愉悦的事物款待自己和自己“很棒的朋友”们。如果你必须要问婚恋态度？她肯定地告诉你结婚绝对不是人生的追求，“恋爱虽美好”，但是与自己的小说创作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所以她对“英伦玫瑰”们大加嘲讽，也可以跟其中一朵——自己情人的妻子——成为朋友。毕竟对小说创作而言，“理性”和“艺术”高于一切。
如果说女性身份是先天的决定，那么艺术家的身份才是弗蕾尔自我的选择。艺术思考与创作是弗蕾尔生活的方式与目的，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理论作喻，《沃伦德·蔡斯》的创作可以说是小说的唯一情节。弗蕾尔有精妙又独到的文艺理论作为创作指导，比如创作中的人物性格要想显得真实，“它必然在某些方面是矛盾的，某些方面是相悖的”。小说文字的本质在于“能表达真实而神奇的思想”，所以创作者实际上是“制造神话的人”，“创作方法本身就带有神话的性质”，“没有神话的小说就不是小说”。而真正的艺术家们“在他们人生的某个时间，都跟真正的邪恶进行过斗争，具体的形式可能是疾病、不公、恐惧、压迫，或其他让众生痛苦的邪恶元素”。落到具体的小说创作上，弗蕾尔将白天在自传协会工作的见闻经过潜在自我和理论指导的重新组合统统写进了《沃伦德·蔡斯》，邪恶的昆丁爵士、他那古灵精怪的母亲、昆丁爵士的“英伦玫瑰”管家以及自传协会的懦弱会员们……众人的性格特点在《沃伦德·蔡斯》中人物角色的身上均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小说中由性格影响的人物行动因而与现实生活发生重合，虚构确定无疑在摹写着现实，摹写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对现实和现实人物犯下了盗窃罪和诽谤罪？而以第一人称进行自叙的无所不知的主人公弗蕾尔是否可靠？故事情节真假难辨，现实生活和小说的虚构创作就这样被紧密编织在一起，无从分割。
截止到《沃伦德·蔡斯》手稿的失窃，小说中现实和虚构的边界虽不清晰，但小说世界仍在以有序的美学原则行进着，直到自传协会会员伯尼斯·“巴克斯”·吉尔伯特夫人的“自杀”事件彻底打破了虚构与现实摇摇欲坠的边界，因为“邪恶”的暴力入侵，本书从小说创作的美学讨论维度进入到了小说创作伦理的讨论维度：虚构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摹写现实？创作者摹写现实的权力边界在何处？如果所谓现实从一开始就是叙述者的虚构，真实是否存在？对何为“真实”的探讨贯穿于两个讨论维度之中，也是缪丽尔·斯帕克在小说创作中超越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立足点。
“艺术虚构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这一艺术创作中永恒的主题自古以来就在百家争鸣中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历史现象，“摹仿”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古希腊的柏拉图有理念说。“理念”是一种可以祈想和追摹的理想，是一种无限圆满的极致状态，而世俗艺术就是创作者对“理念”世界的摹仿，且仅仅是得到了理念的“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到文艺复兴时期，由“摹仿”引申而来的“镜像说”更广泛存在于现如今的文学影视评论之中。文艺作品是一面镜子，创作者将现实生活摄于这个平面之上。《沃伦德·蔡斯》就是弗蕾尔现实生活的镜像，是她身边的人和物和事件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到这里《处心积虑》对于小说创作的美学探讨都还处在传统的框架内，但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缪丽尔·斯帕克提醒我们要注意的，也是本书试图阐述的最重要的观点是：当弗蕾尔邀请读者进入到自己的文本之中，读者们来到了镜子前，就在读者的目光与镜子的一个触碰间，读者的影响就带着自己的性别、种族、偏见和欲望……一道映在了镜子的平面之上。
弗蕾尔信任多迪，尽管她是自己情人的妻子，是价值观水火不容的“英伦玫瑰”，她依然毫无保留地向多迪分享《沃伦德·蔡斯》所有的故事情节，因为她当多迪是一位“普通读者”，她需要听取来自文艺圈外的普通人的声音。而问题就在于此，是“普通读者”多迪将《沃伦德·蔡斯》的创作内容告知了昆丁爵士，由此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的邪恶事件。这是对“普通读者”存在的真实性的有力质疑。当读者不可能完全客观到透明的影像映到镜面上时，文艺作品原本的影像怎会不随之发生改变。所以弗蕾尔的记者朋友索力听完她的话后大骂：“去他妈的普通读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普通读者。”
与斯帕克生活时代十分相近的罗兰·巴特认为“文本”是一个不断“编织”的过程，“文（Txt）的意思是织物（Tissu）；不过迄今为止我们总是将此织物视作产品，视作已然织就的面纱，在其背后，忽隐忽露地闪现着意义（真理）。如今我们以这织物来强调生成观念，也就是说，在不停地编织之中，文被织就，被加工出来；主题隐没于织物——这纹理里，自我消融了，一如蜘蛛叠化于蛛网这极富创造性的分泌物内。”文本意义的生成就在作者与读者的共同编织中不断实现着。《处心积虑》中数次提到多迪忙于编织羊毛围巾，弗蕾尔也正是在多迪的那堆羊毛围巾下找到了自己失窃的手稿。围巾的编织与文本的编织明晃晃地并置在一起，如路标一般明确指向“意义在不断生成”，真实无处可寻。
或许我们在中国古人的诗词中可以找到更清晰的描述与体会。苏轼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创作者画一座庐山，因为站位和角度的不同，可能会画出数十个不同的形状，如果再加上天气和季节的因素，感受更会有所差异。如果把创作者乘以百、千、万，他们笔端会流淌出成千上万张镜像，在这成千上万幅中，我们辨不清哪一张才是庐山的真面目，可是我们又能判定哪张不是庐山的真面目呢。如果说古代世界的人们至少还可以向自然界寻找事物最本真的模样，那生活在后真相和消费社会的我们，已经习惯于从虚假的影像中汲取能量，在意识形态的归属里找寻安全感，所以人们消耗在手机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激进。而当人们意识到寻求真实的不可能性时，当个体的生活被不确定性和无意义笼罩时，人们只会更迫切地想要寻求人生的答案，在“寻找——寻不见——寻找”中陷入恶性循环。
但是幸好，幸好还有文学，它当然不能直接提供那些难解之谜的答案，但至少用文字编织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展露了意义的追寻路径。在《处心积虑》的世界里，“无论主题多么阴暗，小说绝不能沉闷”是我追寻到的意义。小说结尾处赫赫有名的三一出版公司决定出版《沃伦德·蔡斯》时声称尽管书中主角的邪恶留下了过于浓重的阴影，但是书的“主题是普世的”。如果不确定与无意义是普世而确定的，不如就索性高高兴兴地躲进文学的世界，踏上与作者一同编织文本意义的生成之路。
最后我把毛姆《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中的一段话送给大家，希望与大家共同思考文学的意义。
“如果艺术只能给人以愉悦，那么不管这种愉悦多么有灵性，它的功效都谈不上明显——甚至还不如一打牡蛎配上一品脱梦拉榭葡萄酒带来的效果显著。但是如果艺术是一种慰藉，那么它的作用就足够了，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无法避免的邪恶，倘若人们能够不时退缩进艺术之中寻求一些庇护的话，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何况这并非逃避，而是为了汲取新的力量来面对那些艰险。如果一定要将艺术视作人生重要的价值之一，那么它必须教导人们谦逊、宽容、智慧和慷慨。艺术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美，而在于正确的行动。”
审读：谭录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