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林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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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月
1热播电视剧《风起陇西》近日完结。该剧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在三国的大背景下虚构了一个蜀汉和曹魏之间的情报战故事：在魏国潜伏数年的蜀国间谍陈恭送回错误情报导致街亭战失利，丞相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丞相府长史杨仪察觉街亭之失乃魏谍潜入蜀国情报机构司闻曹所致。司闻曹一把手冯膺怀疑陈恭叛变，派司闻曹靖安司副司尉荀诩前往魏国天水城一探究竟。荀诩与陈恭是八拜之交，陈恭之妻翟悦是荀诩的表妹，她亦是荀诩发展的下线在五仙道担任卧底。为洗脱叛变罪名，陈恭与荀诩里应外合调查真相，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个更大的阴谋渐次浮现。
三国是中国史上最富魅力和戏剧性的时间段，正史野史文艺作品不计其数，《风起陇西》为三国粉提供了最新的谈资——该剧甫一开播，就以众位演员精湛的演技和极具古典韵味的历史氛围营造出强烈的“历史正剧”质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然而用“谍战”故事新解“三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违和和割裂感，比如谍战戏部分的台词过于现代让人“出戏”、悬疑剧情不断出现“高能反转”，类型化叙事痕迹严重，引起了一些诟病的声音。《文学报》的一篇评论就认为，《风起陇西》以“解谜”作为故事主线，削弱了“人物”和“历史”的深层意蕴。
从《长安十二时辰》到《风起陇西》，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虚构细节、高度还原的视觉审美，加上快节奏、任务性极强的类型化叙事，这似乎成为了马伯庸小说改编电视剧的制胜法宝。但一部剧越是有“历史正剧”的质感，其史实与戏说并存的内核就越容易被质疑，并带来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历史剧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贴近和反映史实？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剧并不等同于历史，那么我们乐此不疲地观看和讨论历史剧，究竟是出于何种心态？
历史剧中的史观与现代性
马伯庸向来擅长刻画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展现“历史无名者”在时势下的种种抉择挣扎。这位通俗历史小说家的写作风格不免让我们想起大仲马的名言：“历史是什么，不过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
其实，将历史为我所用向来是优秀文艺创作者的重要手段，这一点连莎士比亚也不例外。文学批评家、莎士比亚研究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phnGrnblatt）指出，莎士比亚对撰写历史题材的剧本充满了兴趣。从基督教之前的英国（《李尔王》）、11世纪的苏格兰（《麦克白》），到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龙争虎斗（《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理查三世》》），“莎士比亚在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历史剧中，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他所描述的事件保持了至少整整一个世纪的距离”。斯蒂芬写道：
“莎士比亚是移花接木和迂回战术的顶级大师。他从未写过所谓的‘都市喜剧’，也从未写过以当代英国为背景的戏剧，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一直与时事保持着距离……当他处理例如继承危机、腐败的选举、暗杀和暴君的崛起这类令人担忧的历史事件时，他将这些事件安排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或史前的不列颠，或他的祖先的英格兰，甚至更早。他可以自由地修改和重塑从编年史中汲取的素材，以便创作出更引人注目、更有针对性的故事。”
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期，言论审查严苛，公开批评统治者是可能会被处以死刑的叛国行为。不过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喜欢历史题材不仅是出于谨慎，也是因为从一个“间接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充满纷争与苦痛的世界时，他可以更清楚地思考，更有力地揭露世界的本质。格林布拉特提醒我们注意莎翁历史剧中强烈的政治意涵，莎士比亚在整个创作生涯里反复探讨的一个话题是暴政将如何摧毁社会：“莎士比亚反复描写这种屈服的悲惨代价——道德败坏、大量的财富耗费及生命的丧失——以及为使饱受摧残的国家稍稍恢复元气所必须采取的因绝望而不惜冒险的、痛苦和勇敢的措施。”
《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唐建清译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
马伯庸关切历史的落脚点则是个体命运，他在历史纪实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前言中写的一句话——“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大抵表明了他的创作旨趣。年，马伯庸曾以“历史中的大与小”为题在上海举办讲座，在讲座中他讲述了自己在一个三国主题展上看到的两块砖：一块砖制作于建宁三年（公元年），制砖匠在砖上刻字“仓天乃死，当搏……”诅咒压迫自己服此苦役的人，马伯庸解释为“等到苍天死时，我就要奋力一搏，跟你们拼命”，这是黄巾之乱爆发14年前的一个普通人的愤怨。另一块砖制作于太康元年（公元年），砖的主人为了庆贺“晋平吴天下太平”特地制作了这块砖。马伯庸认为，三国的历史就浓缩在了这两块砖里：天下大乱人心思变，战乱已久渴望和平。而所谓“历史中的大与小”，是指通过这种小的细节看到人性，继而对历史大趋势有更深的理解。
事实上在史学界，对“日常”和“个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