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山人》是上影厂拍于年的一部电影。整个电影质量平平，也是上影厂逐步衰微、越来越没有影响力过程中的一部代表性的电影。
影片导演赵焕章，可以称得上是上影厂最为知名的农村片导演。
他导演的《喜盈门》轰动一时，之后他接着导演了《咱们的牛百岁》、《咱们村里的退伍兵》，构成了农村片三部曲，但质量一部比一部差，反响也越来越弱。
而随着谢晋模式遭到批判，上影厂日趋成熟的影戏理论指导下的拍片实践也受到波及，像赵焕章导演的拍戏特点，与谢晋模式高度相似，就是注重镜头里的生活化，强调情节的一波三折，借助煽情制造催泪点，这种影片在赵焕章的运作下，几乎与谢晋电影里达到不相上下的感染效果。
但谢晋模式受到重创，赵焕章这一套拍电影的手法，也被孤立，有一段时期，电影厂里开会，他都不敢坐在中间位置，其八十年代初如日中天的地位，已经朝不保夕了。
《沂蒙山人》这个电影，正可看出赵焕章导演的电影，日益呈现出一种模式化的倾向，而当时西部片里的农村的天旷地远的粗犷与原始风味肆虐银幕，赵焕章的这种按照影戏理论打造来的电影，已经让观众深感乏味。
此后，之前一直是上影厂的头部导演的赵焕章一落千丈，这部电影拍完之后，难以接拍电影，一直到八年后的年才拍了一部今天已经少有人知道的儿童片《白天鹅的故事》。
可以看出，《沂蒙山人》是赵焕章导演生涯中的滑铁卢节点。
《沂蒙山人》的拍摄起因，源自于山东平邑县“九间棚村”发生的一件真实新闻事件。
这个村，处于深山沟里，无电，无水，村民们生存艰难，一直与贫困相伴，从年开始，这个村里发动村民，战天斗地，架起了电，引来了水，修了通向外界的道路，愣是将一个贫困的小山村，建成了一个现代农业的示范点。
赵焕章当时看到了《九间棚村巨变》的报道，深受感动，便邀请了剧作家方义华根据真实事例，编写了剧本。
但这个剧本，看起来毫无新意。
在之前的农村片里，几乎绝大部分主题，都是这种改天换地的模式，《沂蒙山人》在构造电影的时候，一如之前的电影情节设置，表现一个大公无私的村干部，带领着村民们，先从架电开始，然后引来了水，修建了沟通外界的道路，带来了种植革命，改变了小村的旧貌。
过去这样的农村电影，还有一个阶级敌人穿插其中，为戏剧矛盾添波助澜，到了《沂蒙山人》中，自然不可能有一个破坏分子，于是电影把这个情节，放到一个思想落后分子身上，表现他如何破坏修筑道路，甚至引爆炸药，动手动人，实际上相当于乡村里的地痞流氓。
所以，《沂蒙山人》最后的问题，没有根据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真实地反映它的现实冲突，而是按照旧有的一套，构造故事情节，不能说它的情节虚假，但是模式太老套，看起来，毫无新意。
尤其是赵焕章在之前电影中始终保持着的幽默风格，在电影里荡然无存，所以这个电影实在没有可看度。
所以，当时《中国电影周报》于年10月15日刊登了一篇批评文章，题目叫《不只是说方义华》。
这个评论的奇怪的地方，不是指责电影的导演，而是矛头直指编剧方义华。
很难说，一部电影的责任关联着编剧，但是方义华在当时，正好编剧了一部颇为轰动的电影《焦裕禄》，批评他更能够击中要害。
《焦裕禄》电影拍摄于年，由李雪健主演，电影拍的非常感人，但剧本却很弱，这也给批评者，找到了一个批评的口实。
所以在《不只是说方义华》里，也提到了《焦裕禄》这部电影，说这部电影“由于人物本身的感召力和演员出色的表演而在观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实际上影片与剧本相去甚远”，可以看出，评论也贬低了编剧方义华在这个电影中的作用。
而对方义华刚刚创作出来的电影《沂蒙山人》，评论里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一类方义华编剧的电影，“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缺少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而显得粗糙、平淡、浅薄。”
进而评论里指名道姓地指出了《沂蒙山人》的缺点，说这部电影“多么响亮的名字，脱贫致富，多么丰富的主题，然而，看过影片之后，有什么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篇评论，后来被认为是第一次指出了“主旋律影片”的不足。
这样的批评，让方义华很不舒服。
这篇评论的作者是谁？
评论署名“非也”，但作者的真实身份是广电部电影事业局艺术处的干部，作者真名叫：许建海。
因此，这篇评论，也反映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公众的观点，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看法。
方义华看到评论后，很是不悦，毕竟是电影圈里的人，他也找过《中国电影周报》的总编，表达了对这篇评论的不满，要求作者道歉，但《中国电影周报》一方拒绝了这一要求。
方义华在难以达到自己要求的情况下，诉诸法庭。
这也是“由于文艺批评而引起的名誉权案进行公开审查的第一例”，它的结果，决定着今后文艺评论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度，因此，虽然案例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但却引起了广泛的